来自Bill Gates 的话

当我离开微软转而在慈善领域开启我的第二段职业生涯时，并不觉得成功率会有多大变化。因为当时发现一种新疫苗就像发现下一个科技行业的独角兽一样困难。

在保健领域20年之后，我们发现了一种新投资方式，这就是全球卫生行业从业者所谓的“筹资与送达”(financing and delivery)。

因为仅仅研发有效的新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让这些药从实验室去到医院、诊所和需要它们的家庭。药并不会自己行走。购买医疗用品，再送去需要它们的地方。在发展中国家，拯救生命往往意味着把药品运送到偏远山村和战区。

我和妻子梅琳达(Melinda)投入了100亿美元，支持从事这项艰巨工作的组织，规模较大的三家是：Gavi，即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Vaccine Alliance)，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简称：全球基金）以及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组(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它们，也不了解它们的工作。

这些机构并非无关紧要或可有可无，事实上，它们也许是我们基金会做过的最佳投资。

在我出生前，Jonas Salk就发明了第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然而，20年前，这些药物多数都很昂贵，而我们也没有把它们运送到贫穷国家及其周边地区。这些新成立的机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们汇集美国、英国等捐助国的资金，创造了规模经济。这些基金与近100个国家合作，建立了大规模的供应链来运送货物：Gavi去年为1亿名儿童接种疫苗；全球基金发放了2亿张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来帮助人们抵御传播疟疾的蚊子。 

自Gavi成立以来，中低收入国家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人数下降了40%。同时，脊髓灰质炎几乎已经消失。去年，全球的脊髓灰质炎病例数是31。艾滋病方面的进展也许最为惊人，数字下跌了至少一半以上。

在接下来两代人的时间里，我们预计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变得更健康了，但也有更多儿童出生在世界上最欠发达的角落。面对新疾病的出现，旧疾病的发展，以及这些人口的增长，能拥有这些与时俱进的机构，我们何其有幸。 

每三到五年，这三家机构都需要筹集新的资金。在未来18个月内，Gavi、全球基金和GPEI都需要更多资金。就我所记得的，2019年和2020年是为抗击疾病提供资金最重要的年份，捐助者面临的紧要问题是：你会继续投资吗？我的回答是：会，一定会。

在2019年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总统再次瞄准了对外援助，称其支持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把钱给了谁”，并表示将削减资金。并非只有特朗普总统那样想。尽管总统颇有微词，美国国会还是始终坚定地支持对外援助。另外，印度和中国等快速发展的国家逐渐转型，从接受全球卫生机构的援助转变为为其提供支持，但资金状况并不稳定。

如今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像Gavi、全球基金和GPEI这样的机构，然而给予他们的帮助却是其史上最少的。我们对这些机构捐赠的100亿美元仅占全世界投入的十分之一。绝大多数的资金并非来自慈善机构，而是政府。

数十年的数据和经验表明，抗击疾病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金钱。针对医疗保健的对外援助水平与某些最致命疾病的死亡率下降之间密切相关。捐助增加，死亡人数就减少。

Gavi、全球基金和GPEI这类机构是我们最有成功把握的事了。它们是这20年来我与梅琳达做过的最佳投资，也是整个世界在未来几年中所能做的最佳投资。